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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業者打造的農業大數據平臺，利用數字化手段，幫助農業公司及農戶提供農業生產指導。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在鄉村，劉奕辰團隊找到了病蟲害防治的途徑。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將手機鏡頭對準一株疑似出現病蟲害的稻穗，拍照、上傳、系統識別，簡單幾步后，手機屏幕上“秒速”顯示病蟲害種類。
這一幕，看起來與人們平常在路邊“掃一掃”求問“度娘”沒啥區別。而實際上，它卻是一支90后青年創業團隊切入生物防治、開拓“AI農業”新藍海的渠道。年僅29歲的劉奕辰領銜創辦了湖南大匠農業科技有限公司，是這支團隊的負責人。
他們研發的這項手機“掃一掃”識別水稻病蟲害的新技術，被農戶們形象地稱作“植物口袋醫生”。在今年舉辦的第十屆“創青春”中國青年創新創業大賽（鄉村振興專項）中，他們正是憑借這項技術奪得金牌。
榮譽背后，是一批青年創客在廣袤農村的5年耕耘。
酷愛“發明”的青年創客
劉奕辰自小就有股不安分的勁頭，中學讀書期間，他熱衷于發明創造。他那時發現，居家常用的掛鉤，在用膠水或其他材料固定后，既不便移動他處，又難以調整方向和組合。于是，他“折騰”出一個組合掛鉤，掛鉤能像七巧板一樣組合，實現多種用途，順利拿到了國家專利，還生產出了成品。
搬家時，家中沒有有線電視，他聯想到艦艇上的旋轉雷達可以接收信號，萌發了造一臺接收機的念頭。于是找到同學湊了200元，買來零部件，組裝出了一個可以自動搜索信號的小型接收機，把線纜插到電視機上的信號輸入口，便能搜到一些電視節目。
看到劉奕辰沉迷其中，母親一度擔心他能否順利考上大學，并多次跑到其就讀的岳云中學，找到班主任老師要求“嚴管”，并強行叫停了兒子新型電視信號接收器“擴大再生產”的計劃。
高考結束，沒能考上理想大學的劉奕辰，進入湖南工學院就讀。
在參加學校“三下鄉”社會實踐活動時，城里娃劉奕辰見到了一些鄉村的貧困，心里很受觸動。他開始思考，能不能把創業放在農村，讓自己的創業夢想和農民的致富期盼實現“雙贏”呢？
作為嘗試，他來到衡陽縣里的一個貧困村落，買了1萬多只雞苗給農戶養，然后承諾回收這種土雞的蛋拿到城里賣。一段時間后，小雞基本死光，而雞蛋卻沒有看到幾個。
這讓他認識到，農民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，再多錢都是打水漂。
他決心休學1年，下鄉辦出產業來。從一個村里流轉100多畝土地后，他與別人合伙成立了衡陽夢創商貿有限公司。公司啟動資金都是找熟悉的老師和原來社會上結識的朋友借來的，團衡陽市委出面聯系市人社局，與銀行協調了10多次，最后給予了一筆小額貼息貸款。
農村創業1年，劉奕辰和10多個創業伙伴發現，這比當年在校園做電商搞外賣還苦——大多數人曬得皮膚黝黑，粗壯的胳膊、手掌上泛黃的厚繭，與扎根的鄉村融于一色。
兩年的苦熬終于有了成果。他們的農產品開始脫銷，每年幾百萬元營收，還拿到了7項專利，手里有了20多個商標注冊。每年用于慈善的捐助，就達10多萬元。
田地里“挖出”的治蟲術
2018年，劉奕辰團隊跟隨團衡陽市委，在衡陽縣曲蘭鎮搞駐村扶貧產業，做得頗有聲色。但他發現各地農業普遍存在農藥殘留超標的問題，瓜果蔬菜尤甚。
多處調研后，他了解到這并非個別區域的問題，而是普遍存在的“老大難”。其核心原因，不在于有意過量打藥，而在于絕大多數農戶不具有相應知識，其施藥操作頻次和數量來源于農藥銷售者的指引。而后者本身帶有天然的趨利性。
此外，由于基層農技人員匱乏，農戶對于各種病蟲害多不知情，也難以做到“對癥下藥”“有的放矢”。更有甚者，還買錯了農藥。
直覺告訴劉奕辰，這個領域大有可為。那一年，他25歲。
“我們走訪很多農戶，稻子都割完了，家里還剩下不少農藥。有的瓜果本來只需打兩次，他們卻打了四五次。”劉奕辰在采訪中告訴記者，現實的矛盾讓自己萌生了一個念頭：建立一個大數據庫，打造一名“植物醫生”，不僅可以幫助農戶找準病蟲害的問題對癥解決，還能減少農藥使用，讓城里的居民吃得放心。
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艱難。
人類與病蟲害對抗了數千年。我國農業部門常年組織開展“蟲口奪糧”保豐收行動，每年集中發布蟲害預警，提出科學性的防治意見，并開展統一行動。
然而，我國疆域遼闊，各地土壤條件不一樣，氣候條件不同，農作物病蟲害的具體情形也不一。比如，在南方水稻種植區，常見的病蟲害有稻飛虱、稻縱卷葉螟、二化螟、紋枯病、稻瘟病等。這時候，憑借千年傳承下來的“作田本領”，有經驗的農民可以熟練地識別這些病蟲害。
不過，僅僅識別病蟲害是不夠的，還得有效防治，但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，該怎么使用農藥？用多大量？很多農民達不到“精準”的程度。
以上還只是水稻種植的單一場景，如果農民要改種各類瓜果蔬菜等其他經濟作物，隨之而來的病蟲害，更讓耕種者痛苦不堪。
即便是扎根農村創業的劉奕辰，在種植水稻、黃桃、蟠桃的過程中，也曾深受病蟲害識別難、防治難的困擾。
劉奕辰團隊敏銳地注意到這些問題，并琢磨著一項新技術，能顛覆靠經驗“吃飯”的傳統模式，讓“新手”迅速變身“老把式”，能夠更方便快捷地識別病蟲害。
團隊的年輕人習慣了用手機發朋友圈推廣產品，搞網上直播帶貨。移動互聯網的妙用讓創業者受益無窮，也因此，他們萌發了用手機識別病蟲害的創意。
他們的直接靈感來源于一款“植物掃一掃識別”的手機應用程序。一番討論下，大家形成共識：“用手機識別植物的技術已經很成熟，能不能更進一步，用手機拍照識別病蟲害？”
因緣巧合之下，他們就此切入大數據和云計算在農業領域的應用。2019年開始，借鑒“植物掃一掃識別”技術，劉奕辰團隊依據植物病蟲害識別的應用場景，探索開發AI算法，搭建一個包括病蟲害圖片庫、病蟲害防治信息庫的基礎數據庫。
現有的團隊缺乏相關專業人士，于是他們抵押房產募資數百萬元另立公司，從名校招募一批大學生加入。
人工智能開啟生物防治的藍海
出乎意料的是，技術攻關過程中最難的不是AI算法，而是基礎數據庫的建設。為突破這個難關，劉奕辰團隊與母校湖南工學院聯合組建了100多人的圖像采集隊伍，深入田間地頭采集各種農作物的病蟲害圖片。他們還與湖南農業大學、四川農業大學及多個地方農科所合作，在引入病蟲害圖片庫的同時，聯合搭建了專業的病蟲害防治信息庫。
“我們集納了2000萬張植物病蟲害圖片，涵蓋水稻、小麥等39種農作物，建立了320多種農作物病蟲害模型。”劉奕辰說，通過“算法+數據庫”的支持，農戶只需將手機鏡頭對準一株疑似出現病蟲害的稻穗，拍照、上傳，選擇識別植物種類，幾秒鐘后，手機屏幕便閃現出病蟲害圖片及介紹文字，并同步匹配防治方案與推薦藥物。有復雜成因的，還可以咨詢后臺的10多位農業專家求解。
具體來看，“掃一掃”的過程可以分解為4個步驟：第一步是采集圖像，使用手機攝像頭拍攝“患病”稻穗的照片，確保照片清晰且包含足夠的植物特征，以便系統能夠準確識別；第二步是圖像處理，拍攝的照片被送入圖像處理算法中，提取植物病蟲害的關鍵特征，如葉子顏色、蟲洞形狀與大小等，用于后續的識別步驟；第三步是數據庫匹配，提取了關鍵特征，系統將與一個包含大量植物病蟲害圖像和信息的數據庫進行比對；第四步是識別和反饋，系統識別出與用戶拍攝的植物最匹配的條目，并將結果返回給用戶。
目前，“植物口袋醫生”項目開發出的應用程序對個體用戶免費開放，全國有31萬人注冊使用。
“‘植物口袋醫生’擁有開源民用病蟲害數據庫，能夠精準識別病蟲害，有效降低作物農藥殘留。”劉奕辰說，他們的技術有效契合了國家的鄉村振興和農業數字化的推進。推廣中，即便免費給農戶使用，公司仍有生存之道：作為個體的農戶多會依據這一系統來甄別、選擇農資，由此可以導流相應廣告，疊加農業測繪等，足以支持其市場拓展。
這一做法得到了衡陽市委組織部門的認可，各個駐村工作隊在鄉村幫助推廣使用，贏得農戶們的贊賞。有業內人士指出，這一技術體系得到廣泛應用后，有望打開數字農業的一片新藍海。
剛涉足農業人工智能不久的劉奕辰團隊，又關注到了另一契機——近年來從南到北泛濫成災的紅火蟻。
“紅火蟻是外來品種，在野外沒有天敵。它的發展速度太快了，2019年還在廣東那一帶，現在已經竄到了陜西。”劉奕辰稱，他自己也是受害者。這種螞蟻具有高度攻擊性，人一旦被蜇會產生劇烈疼痛，甚至有過敏反應。農作物也會被其破壞根莖，生長受阻。
劉奕辰團隊調研發現，這種小蟲繁殖奇快，一個蟻巢多達幾十萬只，所到之處，如洪峰過境。衡陽乃至更多地方，受災面積不小，均需施藥根治。但病蟲的分布、停留的位置、受災的面積，都需要大量數據來支撐判斷。由此，他們迅速與政府部門對接，利用大數據為“除蟻”提供基礎條件。
此外，團隊成員與相關生物防治專家多次研究分析，對紅火蟻的來源、流向、防治方法有了掌握，形成了專家出技術、政府購買服務、公司捕捉施藥滅蟲的鏈條。“精準投放一種對人類影響小的餌藥，讓紅火蟻搬回家，然后一網打盡。”劉奕辰說。 （記者 洪克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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